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经济时报》   2019年11月06 日   李曜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建设取得十个方面显著成效。一是智库规模显著扩大，截至2018年，我国各类智库机构总数已达507家，占全球智库总量比重达到6.2%，是世界第三智库大国，并初步形成党政、军队、科技、高校、企业、社会和媒体等七大类智库并行发展的局面；二是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智库建章立制和管理工作规范持续加强，“智库理事会”“决策咨询委员会”等智库咨政管理平台相继建立；三是职能类型加快拓展，基本形成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政策评估、政策解读、对外交流“五位一体”职能架构；四是研究领域初步确立，总体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建设”“科技进步与创新”和“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等四大研究领域布局；五是业务架构不断优化，呈现出“本部机构—研究部所—专业化智库”三级业务组织架构趋势；六是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加快构建专业性、规范性、创新性并重的智库人才支撑体系；七是科研管理更加规范，政策研究选题机制、成果考评办法、岗位奖励激励不断改进；八是成果载体日趋丰富，内参报告、公开出版物、网络和新媒体平台更加健全；九是技术支撑持续加强，专业性图书馆和信息数据库系统不断完善；十是国际合作日渐增多，智库在国家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愈加凸显，总体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发展成效显著，首阶段建设布局任务顺利完成。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分类管理亟待加强，各类智库差异化政策供给不足

尽管我国智库建设的顶层部署已基本明确，但智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整体上仍处于初期建设探索阶段，智库体系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水平不高，各类型智库发展模式趋同，尚未形成各具专业特色的智库管理标准与发展模式。从体制内智库看，因长期接受上级部门的定向委托开展研究，造成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创新动力普遍不足；从体制外智库看，整体发展比较松散，管理建制尚不完善，组织化程度普遍不高，战略研究与咨政调研职能不健全，政策与制度保障亟待加强。

（二）咨政质量需要提升，战略研究与综合研判能力不强

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之间的咨政供需对接效率与政策咨询实效不高，智库研究“浅轻散”问题比较普遍，针对决策部门阶段性重点急需的高质量、前瞻性、全局性政策研判不足。研究成果对政策延伸、为政策注释较多，开创性的战略构建和趋势研判预案较少。部分智库欠缺对所处领域咨政调研的长期跟踪积累，基于自有知识产权的分析方法与政策研究工具普遍不足。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评价过程中“重量轻质”、过度看重单向度指标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对研究成果的政策应用实效和深层理论价值的综合性评价不足。

（三）人才结构亟须优化，高层次专业人才体系亟待加强

高层次专业领军人才职责体系不完善，首席专家等管理型研究岗位灵魂与核心作用不强，先导示范与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人才交流与共建机制不完善，体制内智库强、体制外智库弱的问题比较突出，智库与决策系统之间缺少制度化的人才流转、交流与联合培养机制。人才管理激励机制亟待创新，考核评价、绩效管理、奖励激励等相比行政系统缺少显著突破。

（四）制度保障尚不到位，咨政研究与政策运行脱节

智库有效参与实际决策运行过程的制度保障不健全，对于决策的调节、修正、预警、评估等功能体现不充分。部分智库机构法律定位有待清晰，相对于体制内智库，体制外智库除企业类智库法律属性比较明确外，民办非企业法人智库和社会组织类智库法律属性与民事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政策数据与信息公开体例不规范，导致相关领域智库、特别是体制外相关领域智库难以及时获得真实、有效、全面的领域性政策数据与信息，使其基于数理分析的战略研究、政策分析与趋势研判工作难以深度有效开展。

（五）国际交流深度不足，智库国际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与新时期推动大国外交和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实际需要相比，我国智库机构的全球影响力与智库成果的国际化程度还相对滞后，尚未在世界性研究议题设置、国际性研究合作搭建、全球性话语体系构建中建立起自身的领域公信力、学术影响力与品牌知名度，基于全球化视角的跨国战略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国别研究等理论体系建设滞后。大部分智库的研究选题还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范围之内，基于全球性因素考量的战略洞察力、系统分析能力与趋势研判能力不足，在涉及新时期我国外部利益的重大国际议题研究对话中往往因领域局限处于话语弱势地位。在经贸合作、对外宣传、人文交流等领域，我国智库“第二轨道”“知识外交”等功能发挥不充分，在增信释疑、观念共识、理论共建方面尚未深度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

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一）健全智库治理体系，完善智库高质量发展顶层部署

在充分总结、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智库建设经验基础上，完善和细化我国智库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顶层部署与政策框架，根据党政、军队、科技、高校、企业、社会、媒体等各类智库机构的发展定位与职能特性，加强统筹管理与差异化制度设计，重点推动智库管理体制与行政决策机制改革，使智库咨政研究与政策评估等职能真正融入行政决策实际流程。完善现代决策咨询制度和政策研究市场，规范政府采购智库专业化咨政研究成果的标准化流程、制度性渠道与招投标工作方案，推动智库规划布局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持续提升各领域智库发展活力。

（二）加强咨政供需对接，强化智库职能与决策咨询实效

着力强化咨政供需对接，突出智库精准化政策服务能力，强化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的长期定向咨政调研服务，加强智库研究深度与咨政经验积累。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进政府与智库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高质量咨政研究工作提供信息与数据分析基础。重点发挥好国家高端智库示范与带动作用，使其在管理体制、职能建构、咨政质量、理论创新、启迪民智、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先导效应。建立不同领域智库之间、体制内外部智库之间、中央与地方智库之间的重大战略研究协作机制，推动各类型智库优势互补，发挥咨政研究合力。

（三）优化智库人才结构，创新人才管理体制与培养方式

加快创新智库人才管理体制，充分发挥首席专家等管理型研究岗位的先导示范与引领带动作用。加速中青年人员成长。强化智库投入向人才建设方面倾斜，健全优劳优酬激励机制，持续加强智库资金投入的人力资本导向。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对智库人员政策研究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加快培养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系统性、创新性思维，兼具政策理论基础和政策实操能力的复合型智库人才。

（四）强化智库经费保障，丰富智库资金支撑与激励机制

紧密围绕智库战略研究与咨政调研主业强化智库资金保障。探索建立由财政拨款、政府采购、智库基金、社会捐赠等方式构成的多元化智库资金结构，拓展智库公益性资金来源渠道，根据不同类型智库职能特点实施差异化智库经费政策、预算支出结构和资金筹措思路。创新智库人员激励机制，根据其参与政策研究、咨询、解读、评估及外事工作成效与实际贡献健全咨政绩效评价体系，持续拓展海外进修、挂职锻炼等多元激励。

（五）健全成果传播平台，提升全球化时代智库影响力

加强智库成果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丰富智库成果转化平台，鼓励智库在政策研究与解读工作中加大与国内主流媒体的宣传合作，及时报道重大研究进展及研究成果，增强智库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推动智库积极参与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在国际舞台上构建好中国话语体系，凝聚好发展思想共识，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转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缺失与偏见，拓展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六）重视智库公众影响，重视发挥智库社会公益性职能

重视智库公众影响，着力加强智库社会公益性职能建设，在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性问题上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与公众视野，准确阐释重大方针政策，增强智库舆论引领能力与品牌化建设，提升智库引领主流价值与社会思潮的能力，在政策阐释、舆论引导、启迪民智等方面更好发挥智库公众影响与社会公益性职能。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